“他在家里的故事不多，但对我们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大。”谈起父亲程开甲，程漱玉娓娓道来。

2000年，程漱玉开始参与收集、整理父亲一生走过的“路”，父亲的形象也在心中越发清晰起来。

“他是一个很纯粹的人，一生钻研科学、一生为了国家，不断创新、拼搏、奉献。他的科学人生就是我们的好家风。”程漱玉说。

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

“他心中有杆秤，那就是国家的需要。国家需要什么，就毫不犹豫地做。他这样要求我们，自己也这样做。”这是程开甲在家人心中的形象。1950年，已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、被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高薪聘任研究员的程开甲，婉谢恩师的一再挽留，踏上归程。回到祖国，他立即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。1952年，中国高等院校院系大调整，任浙江大学物理系副教授的程开甲没有丝毫犹豫，服从组织安排，来到南京大学物理系。为了响应国家工业发展的需要，南京大学物理系决定筹建金属物理教研组。任务落到了程开甲和施士元两位教授肩上。搞理论物理、固体物理研究的程开甲，马上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入理论与应用结合的研究。“金属物理属理论研究，虽与固体物理相关，但偏向应用，跟固体物理相去甚远。”程漱玉对父亲这次“转型”的跨度之大深有体会。“我是外行，但这是工作需要，只得硬着头皮上。”程开甲从头学起，每周两次去南京工学院听青年讲师的金属学大课，整整一学期，风雨无阻。暑假时又带着青年教师到中科院沈阳金属所学习，向专家请教，彻底弄清了金属材料的内涵。1954年，南京大学金属物理教研组成立。1959年，程开甲出版了国内第一本《固体物理学》专著，成为全国高校通用教材。1958年，南京大学根据需要，决定成立核物理教研组，程开甲再次服从组织安排，将已走上正轨的教研组交给他人，去创建核物理专业。他还带领年轻教师，不分昼夜研制出南京大学第一台核物理实验仪器。

转变仍在继续，“程教授，校长要你去他的办公室。”1960年盛夏的一天，办公室外传来同事的声音。程开甲马上赶到，校长开门见山：“北京有项重要工作借调你。你回家做些准备，明天就去报到。”只有一张写有地址的纸条，不知道要干什么，也不知道要去多久。程开甲没有多问，回到家，让夫人简单准备几件衣服，赶往北京。

赶到目的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，他才知道，是来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。从这一刻起，程开甲不再参加学术会议，不再发表学术论文，隐姓理名、全身心投入研究。在九所，程开甲分管材料状态方程的理论研究和爆轰物理研究。为了帮助课题组掌握必需的理论，他为研究人员开设了相关课程，手把手指导，提高攻关能力。经过半年的艰苦努力，他第一个采用合理的TFD模型估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压力和温度，为原子弹总体力学结构设计提供了依据。负责原子弹结构设计的副所长郭永怀一见他就说:“老程，你的高压状态方程可帮我们解决了大难题。”这是他第三次没有丝毫犹豫、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，进入一个完全不熟悉的研究领域。1962年上半年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闯过无数技术难关，露出了希望曙光。为加速原子弹的研制试验进程，在研制攻关的同时，需组织人马提前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做准备，程开甲又一次挑起了大梁，开始了他最重大、最彻底、最艰难的第四次“转变”。朔风、野地、黄沙，空投、平洞、竖井，一干就是20多年。从理论物理到金属物理、核物理、原子弹研制，直到各种方式的核爆炸试验，10年之内4次彻底改变自己的研究领域，程开甲离自己熟悉的研究越来越远，与国家利益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。只要是国家需要，都毫无怨言，程开甲这样坚持了一辈子，夫人高耀珊这样跟随了他一辈子，他们也用这种家风影响着子女。20世纪70年代，程开甲的女儿程景玉从部队转业被分配到吴江化肥厂，因专业不对口，想请父亲帮忙换个单位。但从父亲那里听到的却只有四个字:“服从分配。”此后，她在化肥厂一干就是16年。“常有人问我对自身价值和追求的看法，我说，我的目标是一切为了祖国的需要，人生的价值在于贡献是我的信念。”程开甲说。如今，他的子女都以父母为榜样，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工作，父亲的这句话，他们牢记在心。那是父亲一生的言传身教，是他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不怕有问题，但决不能让问题过去

“程老”，是程漱玉在父亲身边工作后对他的习惯称呼。1980年，程漱玉调入父亲所在的中国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工作，1995年开始担任他的院士技术助手。“工作的时候，我和其他研究人员一样，都是他的学生。”程漱玉说，“跟他一起工作，我更加理解他的创新拼搏奉献的精神、懂得他的爱国情怀，也学到了他对科研的态度。”“创新是科学的生命之源。不要只做锦上添花的工作，要有自己的思考和方法。”这是程开甲经常对大家说的话，也是他一生从事科研的重要准则。我国第一次核试验前，他经过细致入微的分析研究，提出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不应照抄通常的空爆方式，提出百米高塔的爆炸方案，开展全国大协作研制控制设备和测量仪器，实现了我国从无到有的开创性突破。1964年10月16日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，1700多台(套)仪器设备全部拿到数据，97%的测试记录完整、准确。20世纪80年代开始，他在抗辐射加固技术领域、高功率微波等方面继续为国家的需要进行创新研究;他进一步发展、完善了高温和低温超导普遍适用的超导电双带理论;提出并建立了系统的“TFDC电子理论”，为材料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研究思想和方法……创新的背后，是对科学的较真态度。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前，从原子弹爆心向各个测试点铺设电缆时，程开甲提出必须在电缆沟里铺垫上细砂，以保证电缆本身和测试的安全。一次检查时，他发现细砂没有达到要求，坚决要求返工。这样得再拉几百车合格的砂子，问题很快反映到基地司令员张蕴钰那里，张司令果断拍板:“按程教授的意见办。”程开甲女婿任万德回忆，核试验期间，程老与大家争论最多的就是试验测试的技术问题，有时为一个问题，能争论一天一夜。他与技术人员争论过，也与司令员争论过，不会因为对方级别高、职务高就放弃自己的观点。偶尔发现自己错了，他也会诚恳地对技术人员说:“上次讨论你的意见是对的。”他是一切遵循科学的人。20世纪70年代，程开甲多次进入地下核试验爆后现场，进测试廊道、测试间，甚至爆心等危险场所。大家劝他里面危险，不用进去，等他们提供报告，但程开甲仍坚持现场考察。“你们听过‘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’这句话吗?我只有到实地看了，心里才会踏实。”程开甲这样说。

“搞研究不怕有问题，但决不能让问题过去。”与父亲一起工作的这些年里，程漱玉也把程老的这句话牢牢记在了心里。研究时遇到问题，她不打马虎眼，从不会一句“再想想”就完事。2018年，程老去世后，程漱玉等参与的研究还在继续。他们竭尽全力继续着程老未竟的研究，也传承着程老的科学人生。

他管家最少，却是家里最重要的人

1976年,程开甲夫妇在新疆红山坳家门口

“忙，满脑子除了工作就是工作，任何时候都在考虑问题。”这是程开甲留给家人最深刻的印象。程漱玉回忆，父亲要么在外忙，要么在家里的书房思考、研究，母亲常对他们说“小点儿声，别吵着爸爸”。只要程开甲在家，家里总是十分安静，即使还不懂事的小外孙也会悄不作声，知道外公的办公室不能进。家人眼中的“忙”，是程开甲为科学研究、为核武器事业的拼搏，那句“小点儿声，别吵着爸爸”，则是夫人和家对他的成全。程开甲晚年回忆在九所的日子，是“没日没夜地思考和计算，满脑子装的除了公式就是数据”。有一次排队买饭，他把饭票递给打饭师傅，说道:“我给你这个数据，你验算一下。”师傅被弄得莫名其妙，排在后面的邓稼先笑着提醒他:“这是饭堂。”无尽的思考和分析计算，难题解决了，程开甲却病倒了。他不得不停下工作、回南京休养。当时正值经济最困难时期，为了给程开甲补身体，夫人高耀珊去买高价鸡，把鸡肉炒丝、鸡骨煲汤、鸡皮剁碎包馄饨，舍不得给孩子们吃一口，全给丈夫吃。“爸爸比我们都重要。”她对孩子们说。

程开甲在南京休养的日子里，夫人天天陪着他，从鼓楼的家走到中山陵再走回来，学打太极拳，调理饮食。程开甲很快恢复了健康，又返回紧张的工作中。

1962年夏，核试验被提上日程，程开甲奉命组建核试验基地研究所，着手核试验的准备工作。核试验技术研究所应该是个什么样子?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是空爆还是塔爆?如何确保绝对安全?……一个个问题摆在面前，程开甲通宵达旦地干。“他根本没有休息和节假日的概念，是一个永远不知道疲惫的人。”女婿任万德回忆道，“都说家里所有的事他都不管，其实是基本没有精力来管。”夫人高耀珊在参加集体工作的同时，全力保障好程开甲，决不让他分心。家里和老家婆婆的日常生活，照顾子女的重担，全落到了她的肩上。1969年，高耀珊又带着孩子，追随丈夫来到戈壁滩。在天山深处的干打垒小平房后面，她养了鸡，清晨到鸡窝取回新下的蛋、标上日期，每天煮最新鲜的蛋摆上程开甲的餐桌。家里收拾妥当后，她扛起铁锹，去参加集体劳动，十多年如一日。基地司令员张蕴钰说:“没有高耀珊，就没有今天的程开甲。”“我所做出的成绩都有耀珊的一半功劳，而我却没能为她做什么。”程开甲曾不止一次表达对夫人的歉意。在子女眼里，父母是最和谐的一对。“他们，一个是了不起的博士、一个只有初中文化，有人说这样的文化差距很难相处，但他们一辈子不离不弃，因为他们的信念一致。”程漱玉说，“父亲在家管家最少，却是家里最重要的人，因为他是在为国家拼搏，我们都要尽全力支持。”